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2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计从无到有、从初创到逐步成熟，建立了适应革命战争需要、颇具特色的审计体制，形成了教管结合、宽严相济的审计执纪执法方式，在发展经济、防范贪污舞弊、支持革命战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主要形式 （一）批评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之一。革命战争年代，审计也较好地贯彻执行了这一优良作风。 对个人晓之以理。对情节轻微的违纪行为，加强对工作人员特别是财经人员教育管理，促使保持廉洁奉公、防腐杜变。抗日战争期间，苏中三分区一名财务科长在销毁旧粮票时，私藏几百斤企图贪污，审计发现后，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责成其检查，该科长痛哭流涕，坚决表示悔改。 对单位不留情面。1934年2月3日，中央审计委员会建立，负责审核国家岁入与岁出，监督国家预算执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当年3月，新成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对粤赣省当月预算进行审查时，发现存在“忽视上级命令、落实不到位、预算报送不及时”等较为严重的问题。于是，中央审计委员会就对粤赣省苏维埃主席团进行了严肃批评：“这样忽视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的意义，不能不使我们视为惊奇的事！”“因此，减少你们的预算，同时必须唤起你们对于这一预算的执行。”对一级组织、单位如此直面批评，足可看出当时审计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公布于众。《红色中华》报是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作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耳目喉舌，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曝光，提高了审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达到惩戒和威慑的目的，不仅为苏维埃政府赢得了“空前廉洁政府”的赞誉，还为审计事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公开审计结果。1934年1月，为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必须广大的开展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个别的贪污腐化浪费公款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斗争”。为了把发生贪污问题的原因和防止贪污的方法告知广大群众，检举揭发贪污分子，使贪污现象不再发生，中央审计委员会将审计结果刊登在《红色中华》上，广而告之，《红色中华》报第163-232期中，有9期版面刊载审计的结果，开创了审计结果公开的先河。 
公开点名批评。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在1934年6月1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三版“自我批评”栏目，以个人名义刊登了题为《把“节省每一片（指铜片），为着战争，争取前线上的胜利”提到福建省苏（指苏维埃）面前》，对福建省苏行政费用透支和迟报预算问题进行严厉公开批评。 （三）责令整改。1923年冬至1924年初，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团会同经济委员会对合作社过去的账目进行了一次彻底清查，发现服务股经理陈枚生私自挪用公款1000余元，最高代表会议决定撤销其职务，查封其房屋，限令退还所欠公款。同时，督促俱乐部一些高层领导将欠合作社的款及时归还。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岳行署根据群众反映，安排审计科专案审查总务科长的经济问题，经过核查部分账目，确实发现存在某些问题。但因战争因素，账表不全，证据不足，审计科通过教育，搞攻心战，一面宣传党的政策，一面促膝说服，总务科长受到启发，交出贪污款5万元。 （四）开除法办。反贪污浪费斗争一直是我党的一项重要而长期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一些规章制度、有关会议上都明确指出，对贪污分子须严格依照法律惩办。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一些投机腐败分子给党造成了恶劣影响，要求迅速审查，务必洗刷出党。 1931年秋，鄂豫皖苏区工农监察委员会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审查账目中发现，赤城县杨山煤矿经理高振武把1000多元（银元）卖煤款“搞没了”，又说不清钱的去向，即以贪污罪逮捕法办。 1934年2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先后对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等国家企业实施审计，发现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贪污170.332元，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路克勤吞没公款40余元及3个月的糊涂账，中央造币厂厂长陈祥云帮助会计科长凌全香贪污公款210.678元，几起贪污款项均被追缴上交国家财政，3名会计科长受到苏维埃法庭的公审判决，军委印刷所所长古远来、中央造币厂厂长陈祥云也分别受到处理。 1942年1月，陕甘宁边区审计处在审计中发现，边区财政经济处出纳员刘合明经手的535元公债款无故短少，经查实属重大贪污嫌疑，将其移送法院查办。 （五）处以极刑。在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经济极其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每一块铜板对于革命和战争的胜利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审计对那些贪污、腐化、变质行为严厉打击、从重处理。巴东第一区党员张品年借打给养之机，私牵猪羊、暗拿钱粮，屡教不改被处决；湘鄂西赤色邮务总局下属的某支局局长贪污群众汇款70余元，被就地枪决，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贴出公告，公布其贪污罪行。 1941年至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鲁南行署严惩贪污行为，成绩突出，效果明显。费南县财政科的事务股长和会计生活腐化，有贪污嫌疑，通过审核簿记、实地盘点和搜身检查，发现贪污事实，县政府报行署批准后将两人处以极刑。 二、主要特点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总的看来，革命战争年代，审计所采取的五种主要执纪执法方式，不但实用管用，而且有效高效，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支持了革命胜利的大局。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不仅在党的组织章程中规定相关的财务及其监督的内容，而且在领导的工人运动中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开展经济收支的审查监督活动。为保障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充分执行，裁判检举贪污浪费的行为，使财政收支适合于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1934年2月20日，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第一部审计法规。从1937年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审计工作的重心是服务战争需要、支援军队建设、加强对财政的监督、保障后勤供给等。由此看出，审计为严肃财经纪律、完善法规制度、夺取革命战争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执行了治病救人的政策。毛主席反复强调:“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以上五种审计执纪执法方式，大多数都是教育在先，引以为戒，处理极个别，挽救一部分，保护大多数。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审计处理处罚的主要方式。 （三）坚持了宽严相济的原则。宽严相济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探索、总结并较好执行的一条经验，对待革命同志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有度。对情节轻微的违规违纪问题，审计以批评教育、公布于众、责令整改而区别对待，不搞一棍子打死；对贪污腐化等严重问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惩办甚至除以极刑，对影响和危害革命的行为绝不心慈手软，充分体现了审计的权威性。 （四）采取了从重从快的方针。战火纷飞、硝烟四起的环境下，情况复杂、时间宝贵，审计工作需要精准判断、高效处置。基于对“每一块铜板对于革命和战争的胜利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深刻认识，对张品年侵占集体财产、屡教不改，某支局局长贪污群众汇款70余元，费南县财政科事务股长和会计贪污腐化等行为，审计从发现到处决，没有拖泥带水，快审重判，大快人心，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三、几点启示 鉴往以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审计执纪执法方式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坚定的信念、探索的精神、积累的经验、发挥的作用，至今依然需要学习借鉴、发扬光大。 一是不管任何时候，忠诚于党、执审为民的初心不能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审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与党的正确领导下是分不开的；审计取得的显著成绩，都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而展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审计机关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依法履职尽责，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所以，各级审计机关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牢记嘱托、对党忠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依法审计、服务大局，在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不管任何情况，履职尽责、奋发有为的使命不能弱。审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职能和任务虽然有所不同，但一以贯之地履行着审计监督职责，从不懈怠和含糊。建党之初到大革命时期，开展了专门的经费监督审查，查错纠弊确保资金物资安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严格对预算和执行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核把关，为防止贪污浪费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将财政收支预决算作为审计重点，因地制宜加强了审计正规化建设；解放战争时期，审计在发展经济、防范贪污舞弊、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审计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辉煌篇章，以高质量审计工作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不管任何环境，艰苦奋斗、创新发展的作风不能丢。审计在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年代里和实践中，探索总结的审计执纪执法方式，凝聚着老一辈审计人的心血汗水和智慧结晶。这些在血与火的年代里形成的宝贵经验，在和平年代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新时代、新变化、新要求，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树立科学审计理念，积极开展研究型审计，不断完善、创新、发展行之有效的审计技术、方式、方法、手段，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水平。 四是不管任何考验，勇于担当、干净干事的底色不能变。面对战争和艰苦环境的双重考验，审计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为党分忧，为革命聚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交出了合格的审计答卷。新时代审计面对的风险和考验更加复杂，我们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坚持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努力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业务精通、作风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审计队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谱审计事业新篇章。
作者：吕富臣 单位：陕西省审计研究所 本文来源：审计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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